最大的合法配资平台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只需两小时即可抵达上高城下

上高，位于赣北，地势陡峭，不利于大军团作战，因此中国军队采取了灵活的分层防御策略，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70军防守，第二道为49军，最后的74军则负责最后的阻击。同时，地方部队也积极参与，通过游击战术骚扰日军侧翼和后方。日军一旦突破前两道防线，士兵们就会撤至两侧山地进行游击；若日军在第三道防线受阻，70军和49军则会从山上发起反击，对日军进行合围。这种诱敌深入的战术被国军称为“磁铁战术”。

上高会战与之前的百团大战有着密切联系。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损失惨重，计划扫荡抗日武装，但兵力不足，于是请求增援。大本营命令驻扎在南昌西北安义的33师团跟随原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33师团属于11军战斗序列）一起前往华北“剿共”。按照日军的传统，部队调离前往往会制造一些事端，33师团也不例外，他们想在离开江西前打一场漂亮的大胜仗。

冈村宁次

当时，赣北的日军除了33师团外，还有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团，后者由昆仑关战役后残存的第五师团部分组成。这是日军在赣北兵力最充足的一次。而我军方面，只有第19集团军驻扎在赣北，包括49军、70军、74军和第二挺进纵队，总兵力约8.4万人。因此，日军对这场战争充满信心，日军制定了全歼第19集团军的目标。

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

34师团与上高驻军相距仅120公里，且沿途地势平坦，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只需两小时即可抵达上高城下。接到34师团的请战报告后，冈村宁次派遣第11军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前往南昌考察。田中受到部下的狂热感染，预言日军必胜。冈村宁次信以为真，命令参谋人员提前准备报捷的新闻稿。然而，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江西人民的抗战决心。

田中新一

当时上高县的县长黄贤度，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会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组织了三万人负责后勤工作，并向上高县人民提出了“三个保证”：确保粮食、弹药送达前线；破坏道路，阻止日军坦克、大炮通行；确保上高县不出现汉奸。这三个保证为会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军在发动上高会战前还试图迷惑中国军队，但被我军谍报队识破。日军故意在开往东部的火车上让士兵伸出窗外，而在开往南昌的火车上则空无一人。我军通过侦查发现，开往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显然装满了重武器，从而确认了日军的增兵动向。

同时，中国军队也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对外声称要进攻南昌，实际上只派出小股部队进行佯攻，而主力则埋伏在日军进攻上高的必经之路上。当时正值江南梅雨季节，道路泥泞，对日军机械化部队不利，却对中国军队有利。因此，当日军坦克大炮在上高外围集结时，我军早已做好战斗准备。

开战后，日军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骄横轻狂的态度，33师团和20混成旅团在3月15日发起进攻时，34师团却在南昌按兵不动，直到次日才开始行动。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在上高会战时甚至没有设立统一的指挥部，而是由汉口司令部直接指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第11军司令官权力交接的时期。

上高会战发起时，冈村宁次已经离开11军前往华北“剿共”去了，而新任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刚到任不久战役就爆发了。他还没来得及熟悉11军的情况，就被赶鸭子上架，再加上33师团长木下勇和34师团长大贺茂谁也不服谁，因此才造成了日军指挥上的混乱情况。

尽管日军存在这些问题，但他们的进攻仍然非常猛烈。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尚未大量使用地雷，战士们只能将集束手榴弹埋在土坑里，用绳子牵引，等待日军坦克经过时引爆。这种做法虽然有时能炸毁坦克，但拉响手榴弹的战士往往也会暴露身份并牺牲。

直到冈村宁次来到华北扫荡时，地雷才开始大量生产，并在后来的桂林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军还出动飞机和山炮对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而我军因缺乏飞机和高炮只能被动防御，伤亡惨重。

在武士道精神的蛊惑下，日军的万岁冲锋也非常厉害，他们经常不顾伤亡发起冲锋，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上高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给罗卓英发电报：“上高若失，师长以上，军法处置。”而罗卓英也在司令部坚定地表态：“我已决定，在上高与敌决一死战，谁若反对，军法从事。”

除了面对面的厮杀，日军还经常乔装打扮成老百姓，谎称是前来运送给养的，等我军靠近，就突然从衣服底下掏出短枪射击。而且，更阴险的是，日军往往选择满洲（东北）籍和台湾籍的日本兵，这些人有的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有的则是被强征的中国人。这些日本兵都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一度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面对日军的攻势，我军采用诱敌深入的磁铁战术，通过节节防守，将外围的日军逐渐引入包围圈，然后内外夹击，聚而歼之，最后成功重创了日军。

战役结束后，罗卓英在3月29日电报蒋介石，称击毙日军少将联队长岩永汪、大佐浜田及以下1.5万余人，但自身也损失2万余人。然而，他的上司薛岳在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将战果调整为击毙日军12520名，俘虏14人。日军则声称中国军队死伤17119名，失踪2814人，对自己损失则避而不谈。日本右翼学者儿岛襄在二战后估计日军损失为1000余人。

薛岳

不管中方投入多少兵力和伤亡如何，日军的死亡人数显然被高估了。日军战后战史承认，参战的两个师团中，分别有一个步兵联队没有参战，像这种治安师团，满编顶多1万3千人，实际参战兵力不到2万，再加上混成20旅团至多3千人（考虑到不久前才在昆仑关战役中被打残，此时应该不满编），日军总兵力不超过2万5千人。因此，国府战报的伤亡比显然夸大。

尽管如此，国军此役依然收获巨大，他们缴获了6门日军山炮。要知道，山炮在日军部队中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联队只有4门山炮，在华北就发生过日军山炮被八路军缴获后日军给八路军写信索要的奇闻异事，就是因为在日军中丢了山炮是要重罚的），日军在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绝不会舍弃山炮逃跑。

二战日军山炮

日军放弃6门山炮就意味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日军遭受重创，日本右翼学者的估计显然也存在严重低估，真实的伤亡数字应该在5千人到1万人之间。也就是说，在此次会战中，中日两国军队真实的伤亡比应为1：2到1：4之间，这个伤亡比放在整个正面战场上都是最好的了，没有之一。这个伤亡比明显好于台儿庄大捷和武汉会战，只不过这场会战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两场会战大罢了。